各位观众老爷，你们知道咱们红军长征时最危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？今天小编就带大家好好唠唠。

　　1934年的深秋，江西于都河畔的冷风里，中央红军的战士们背着沉重的行囊，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征途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场后来被称为“长征”的转移，会在一年多后走到几乎绝境的边缘——不是因为雪山草地的严酷，也不是因为敌人的枪炮，而是队伍里那套越走越窄的路线，正一点点把大家推向灭顶之灾！

　　长征出发时，红军带着8.6万人的队伍，还有成百上千箱机器、文件、印刷机，活像一支“搬家队”。这都是“洋顾问”李德的主意，他总说要打“正规战”，觉得这些家当是“革命的本钱”，丢不得。可战士们背着这些东西，走得比蜗牛还慢，遇着敌人伏击，连转身都费劲。

　　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，仗打得还算顺利，可到了湘江边上，就有麻烦了。“老蒋”早就看穿了红军想去湘西跟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心思，调集了40万兵力，在湘江两岸布下了天罗地网。1934年11月27日那天，湘江的水都被染红了。

　　一位老红军的回忆：“江水卷着战友的尸体往下漂，我们踩着浮桥冲过去，子弹嗖嗖地从耳边过。有的战士刚跳下水，就被炮弹掀起的巨浪吞没了。”这场血战打了五天五夜，红军总算冲过了江，可清点人数时，所有人都红了眼——8.6万人，只剩下3万出头。

　　更要命的是，博古、李德这些负责人依旧执迷不悟。过了湘江，他们还一门心思要往湘西去，可那里早就等着16个师的敌军。好多老兵私下里叹气：“再这么走下去，咱们这点人迟早要拼光。”

　　湘江惨败像一盆冷水，浇醒了不少人。同志当时身体不好，躺在担架上，却天天跟周恩来、王稼祥他们分析形势：“湘西是个口袋阵，进去就别想出来。贵州敌军弱，咱们不如往那边走。”

　　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上，两派吵得面红耳赤。李德拍着桌子说：“原定计划不能改！去湘西跟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这是早就定好的！”同志苦口婆心解释：“打仗不能死认死理，敌人把湘西堵死了，咱们得绕着走啊。”

　　那次会议没彻底解决问题，可周恩来、张闻天他们都支持改道。李德没办法，只好暂时松口。红军转向贵州后，打了个小胜仗，拿下了黎平。可到了黎平会议，争论又起来了。李德还是老一套：“我是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的，错不了。”

　　这时候，朱德总司令忍不住了，他烟袋锅敲得桌子响：“部队都快打光了，你还讲什么指示？再这么指挥，咱们都得当俘虏！”最后，会议总算定了调：不去湘西，转往黔北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队伍里的气氛很复杂。有的战士想不通，觉得“领导说啥咱听啥”；有的干部急得直跺脚，夜里围着篝火讨论到天亮。但谁都明白，再不变个方向，真的没活路了。

　　1935年1月初，红军打进了遵义城。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像样的大城市，大家总算能喘口气。可没人笑得出来——路线问题不解决，休息再多也没用。

　　1月15日那天，遵义的天主教堂里坐满了人。遵义会议一开始，博古就站起来作报告，说失败是因为“敌人太厉害”，自己没半点错。这话一出，底下就有人嘀咕了。周恩来同志接着发言，坦承自己指挥有失误，还说：“同志的意见，我觉得值得大家好好听听。”

　　同志发言时，没有稿子，却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：“第五次反‘围剿’时，敌人来了，咱们不打游击，偏要摆开阵势硬碰硬；敌人退了，咱们不追，非要守着阵地等人家再来。这不是瞎指挥吗？”

　　会场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。王稼祥同志捂着受伤的肚子，大声说：“我支持同志！再让李德他们瞎折腾，红军就完了！”张闻天、朱德他们也纷纷表态，好多干部说起湘江战役的惨状，眼泪都掉了下来。

　　三天会议开下来，结论出来了：取消博古、李德的指挥权，同志进入中央常委，军事上由周恩来、朱德负责，后来又成立了、周恩来、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。

　　消息传到部队，好多战士放起了鞭炮。一位老红军回忆：“那天晚上，我跟战友们喝了点酒，不是庆祝打了胜仗，是觉得心里亮堂了——总算知道该往哪儿走了。”

　　遵义会议后，红军像换了支队伍。四渡赤水时，战士们都说：“毛主席指挥打仗，就像跟敌人捉迷藏，咱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跑。”飞夺泸定桥、强渡大渡河，一场场胜仗打下来，队伍里的笑声渐渐多了。

　　后来我去遵义参观时，讲解员说过一句话：“那时候的红军，缺枪少弹，缺衣少食，可就凭一点——找对了路，找对了领路人，就硬是从绝路上闯了出来。”

　　现在想想，长征路上最大的危机，从来不是雪山草地的艰险，也不是敌人的围追堵截。真正致命的，是方向的迷失和思想的僵化。而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，就在于它让中国明白：路要自己走，主意要自己拿，只有从实际出发，才能找到活路。

　　那位接受采访的老红军最后说：“过草地时，我踩着战友的尸骨往前走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：咱们选对了路，死也得把这条路走通。”正是这场危机里的抉择，为后来的革命保留了火

　　让历史走进每一个人！让每个人走进历史，深刻了解时代的洪流浪潮和奇闻异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