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过程中，曾经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单位——干部团。这个单位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军团，更像是一个传奇的象征。作为红军最精锐的力量之一，干部团由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（简称上干队）组成，总兵力达到1480人。这样的规模，即便在红军主力部队中也毫不逊色。

　　更为独特的是，干部团的成员并不是普通的士兵。1营和2营的成员大多来自主力部队的连、排级干部；3营则由来自两个步兵学校的政治科学员组成，他们大多是连队的指导员或者是机关干部；4营的学员则是专攻炮兵、工程兵和机枪专业的干部。而干部团中的“上干队”成员，基本上都是营、团级的高级干部。

　　实际上，干部团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“团”，而是为了方便称呼而设置的名字。它的主要职能，像是一所流动的军校，既是为下级军官提供快速培养的地方，也能随时为一线部队输送新的人才。干部团不仅是一个培养干部的“大熔炉”，更是红军中枢的核心护卫部队，长征途中也曾充当过“救火队长”的角色。

　　那么，为什么在长征前夕，红军需要这样一个特殊的干部团呢？ 1934年10月1日，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转移，红军将四所军校——红军学校、两个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整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新的“红军学校”，这也是干部团的前身。随着长征的开始，这一单位正式被命名为“干部团”。

　　干部团不仅培养了大量红军骨干，其领导班子也是极为豪华。团长陈赓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；政委曾任红军师政委；参谋长钟伟剑曾任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；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后来成为了开国中将；党总支书记方强也成为了开国中将。干部团的营长和政委更是来自于红校或野战部队的高级干部，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战将。

　　干部团的上级干部队（上干队）更是拥有一支豪华的班子。队长萧劲光曾任红五军团政委，政委余泽鸿曾任师长，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曾参与南昌起义并任师长，政治科长苏进曾是师长，地方工作科长冯达飞曾任红8军的代军长。而且，干部团还培养出了两位开国中将，刘道生和丁秋生。

　　装备方面，干部团也是一流的。1480名干部团成员，每人配备了一支长枪和一支短枪。而且，干部团的指挥员还有一件与众不同的装备——闪亮的钢盔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这在敌军的队伍中也足以让人震慑。这样的装备水平，即便是在敌军中也绝不逊色。

　　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为一线部队储备和培训干部。因此，虽然它名为“干部团”，但其核心职责依然是培养干部，尽量避免参与战斗。不过，由于其在红军中的特殊地位，干部团并没有回避战斗，而是担任了多次关键的军事任务。

　　长征期间，干部团直接接受毛主席的指挥，并由总长亲自指挥。干部团参与的第一场重要战斗，是遵义会议后的土城战役。此次战役中，红一、三军团合围川军王牌郭勋祺所部，由于情报失误，战斗陷入僵持，关键时刻，毛主席命令干部团驰援青杠坡，尽管干部团损失了90多人，但最终成功撤离。

　　第二次战斗是配合林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红十团，在遵义再次展开激战；第三场战斗中，干部团在的指挥下成功跳出数十万敌军包围，为红军打破了险境。第四场战斗则是在通安州，干部团与四川军阀刘元瑭的部队展开了激烈对抗。虽然刘元瑭的部队战斗力不如郭勋祺的部队，但依然经过了激烈的战斗，最终败下阵来。

　　第五场战斗是在大渡河一带，干部团主要作为配角参与。由于缺乏足够的船只，红军不得不依赖临时决定，兵分几路，最终协同夺取泸定桥。1935年6月，干部团在天全县遭遇了一次惊险的战斗。当时，毛主席等高层领导正在开会，突然川军杨森的一个团从山上扑来，情势危急，陈赓立即指挥干部团反击。此次战斗成为了干部团在长征中的最后一次战斗。

　　经过这一战后，干部团成功保护了红军核心领导人，接着随同主席等领导一起翻越夹金山，并最终与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。干部团随后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，改为红大特科团，由担任团长。陈赓则继续担任红一军团的领导职务，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展现了杰出的指挥能力。

　　长征结束后，干部团的许多成员，在新中国的成立后都获得了高位。不过，也有一些干部团的营长未能活见新中国的曙光。李荣（李振亚）在抗战期间不幸牺牲，黄彦斌也因病早逝；林芳英则在东征时牺牲；黄金山在1943年被叛徒杀害。而上干队政委余泽鸿，则在1935年长征途中牺牲。如果这些英勇的将领没有英年早逝，他们无疑会在新中国的军事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，至少是开国少将甚至中将。

　　干部团，作为红军一段不可磨灭的传奇，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，也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。他们的事迹，不仅是红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新中国开创的基石之一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