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总书记多次强调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，并勉励千千万万的党员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”。是什么样的初心，让一个最初只有50多人，且以青年人为主的组织成为时代的指引者，不断壮大并在转折的关键时期最终走向胜利？重温初心，守住初心，坚定革命前辈与先烈为之奋斗、不畏牺牲的信念和信仰，是本期策划的初衷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总书记多次强调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，并勉励千千万万的党员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”。是什么样的初心，让一个最初只有50多人，且以青年人为主的组织成为时代的指引者，不断壮大并在转折的关键时期最终走向胜利？重温初心，守住初心，坚定革命前辈与先烈为之奋斗、不畏牺牲的信念和信仰，是本期策划的初衷。

　　1919年冬天，一位当过师范学校国文教员，名叫陈望道的年轻人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。从寒冬到次年早春，他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，翻译了《宣言》。1920年8月，第一部《宣言》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，两个月之内就印刷两次，迅即售罄，随后多处翻印，广为流传。正是这本28000多个汉字的小册子，成为中国人创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点。

　　同样在1920年，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。因为师傅是法共党员，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思想，积极参加到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。1922年春节，李立三回家探亲。其父李镜蓉问他：“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？”李立三回答：“我要干共产！”李镜蓉不知道，此时的李立三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。听了儿子的回答，父亲立刻暴跳如雷，“这纯属胡来！自己找死！人家督军那么多兵、那么多枪，就你们几个小娃娃？一千年也搞不成！”李立三答：“军阀有枪，我们有真理，有人民，我们死了不要紧，牺牲了一些人，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，革命一定成功！”后来，李立三成了中共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在广东海丰县，一个叫彭湃的青年，穿着从长工那里借来的破旧短褂，怀抱着德国产最新式留声机，给农民兄弟宣传他的信仰。这个出生在拥有1500多名佃户的大地主家庭里的富家子弟，却宣称“我即贫民”“我即制度的叛逆者”，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。

　　1917年，21岁的彭湃带着祖父“谋官爵、耀门楣”的厚望出国留学，然而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图书馆里，彭湃读到了《宣言》，激动不已的他，感觉自己触摸到了救中国的线年，彭湃学成回国。和其他留学生拿了张毕业文凭回来“谋官爵、耀门楣”不同的是，他心里装的是沉甸甸的信仰和理想。彭湃用一种最直接、最直达肺腑的方式，去冲破一个富家子弟与农民之间的隔膜：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手送给佃户。佃户们不敢要，他就把佃户们召到家里，当面将一箱子田契、铺约一张张烧毁，并宣布“日后自耕自食，不必再交租谷”。彭湃后来被誉为“中国农动大王”。

　　中共早期的很多党员都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，但他们还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走上了革命之路，因为他们信仰公平和正义，信仰马克思主义，认为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。、周恩来、向警予、、等，都是富裕或比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。据说，瑞金早期的党员“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”，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，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”。有人对中共早期146位女党员做了分析，其中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者就有84人。如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；1922年入党的陈碧兰，父亲为前清秀才，曾任武昌中华大学的学监及教授；向警予的父亲是长沙县有名的鼎盛场管事，后来任商会会长。

　　这些中上阶层家庭出身的中共党员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毕业后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职业，过上生活无忧的日子。他们为何甘冒风险加入这个主张“要替穷人翻身”的呢？因为他们都选择了自己的信仰，坚信自己追求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，并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践行心中的理想。用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座右铭说，就是“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”。

　　加入中国，对于和平年代的人而言，多是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庄重的宣誓仪式，而在战争年代，入党还直接关乎生命。据有关资料，从1921年中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。

　　1927年10月，在湖南酃县（今湖南炎陵）水口街叶家祠的阁楼上，一场6个人的入党仪式正秘密举行。“牺牲个人，努力革命，阶级斗争，服从组织，严守秘密，永不叛党”，主持这场入党宣誓的，是。

　　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让人的队伍经历了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大的动摇与叛变。据陈独秀的报告，到1927年4月，全国员达到57967人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，人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党员数量锐减到万余人，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。

　　大批领导人的被害，曾经使中国处境艰难。从1927年至1937年，在上海龙华监狱殉难的革命者难以计数，其中有据可查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和著名人士有近50人，包括彭湃、罗亦农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、陈乔年，以及柔石、殷夫、冯铿等“左联”作家。他们牺牲前，或受尽酷刑折磨，或被许诺高官厚禄，敌人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他们背叛中国，但他们都毅然选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，而龙华监狱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20余个关押杀害革命志士场所中的一个。

　　严酷的中，组织被打散，党员同组织失去联系；彷徨动摇者纷纷，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启事，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。因革命被捕，在俄国可以流放，如列宁曾被流放2次，布哈林曾被流放3次，托洛茨基曾被流放2次，斯大林曾被流放6次，然而在中国，因革命被捕则意味着生与死的抉择。杀戮没有让中国人屈服，更多的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和诠释了他们的信仰。比如，时任全国农协秘书长、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牺牲前写出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”；比如，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周文雍临刑前在监狱里写下《绝笔诗》：“头可断，肢可折，革命精神不可灭。壮士头颅为党落，好汉身躯为群裂。”

　　困境是一枚试金石，虽然有人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背叛，但是真正坚定信仰的革命者却在党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加入。“晚节全持好，堪为我辈师。救亡曾断指，入党在危时”，这是董必武悼念徐特立时写的一首诗。1927年4月，就在这之中，徐特立申请加入中国。对于这段历史，李维汉回忆说：“1927年大革命失败，湖南处在之中。那时，我已交卸湖南省委书记职务，但由于去武汉铁路不通，只得滞留长沙。其时，我得到黎尚瑾掩护，住在离长沙城20多里的黎托，隐蔽在她家里，适逢徐老也逃出长沙住在她家。”李维汉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，是徐特立的学生，后来同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又有同学之谊。因此，李维汉说：“我们师生在危难时刻相逢，特别高兴。黎家是个大地主，在他们的堂屋里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相聚，弹冠相庆，叫嚣要把杀绝。他们杀气腾腾的恶毒语言，不时传到我们住的房子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交换了对大革命的看法。我还问徐老愿不愿参加？徐老对蒋介石、许克祥等革命的反动行径非常愤慨，对工农大众深表同情。他在中国遭到困难，革命处于低潮时，毅然提出了入党要求，我实在高兴得很，同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。”

　　1927年7月间，徐特立在汉口正式加入中国。这位年过半百的知名教育家，在敌人狂妄叫嚣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”的危险时刻，毅然加入中国，这给了在革命低潮中彷徨的人们莫大的鼓舞。

　　在最困难的时刻，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，义无反顾地参加南昌起义，并加入中国的，还有身居高位的贺龙。1923年，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：“我走的路子对吗？”刘达五答：“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，谁能说这路子不对？不过打来打去，还没有打出天下来，你也还在摸夜路呀！”

　　贺龙说：“你说对了。清朝倒了，袁世凯死了，全国还是乱糟糟的。大小军阀各霸一方。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，真是神仙打仗，凡人遭殃，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。中国地方这么大，为什么这么穷，这么弱？就是给这帮军阀、官僚搞乱了。不打倒这些人，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？可是这么大一个烂摊子，哪个能够收拾？”

　　1927年7月23日，贺龙率部到达九江。南昌起义负责人之一谭平山找贺龙谈话：“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，希望你率二十军一起行动。”贺龙当即表示：“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。我只有一句线日，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。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意见。贺龙说：“我完全听的命令，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。”

　　起义部队南下途中，贺龙加入中国。与朱德的执着找党一样，据说贺龙曾几十次（有说70次）找党。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？贺龙说，首先，“我看到的主张好，能救中国”，其次，“北伐期间，周逸群等一批员来到我的部队，我们朝夕相处，看了的纲领、方针、政策，使我真正认识到才是代表中国人民大众利益的。所以，我决心跟革命到底！我拉队伍，干革命，就是想为老百姓谋利益。因此，在我的部队中，谁要想搞钱，升官发财，包括我的亲戚，我就让他走”。

　　此外，在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的，还有、彭德怀等人，他们都是为信仰和心中的理想而战。

　　1934年10月，由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利，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军队的包围追击，被迫实行战略转移。1934年开始的长征，是党史上一次生死存亡的转折，也是中国继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经受的第二次严峻考验。

　　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据统计，红军长征行程25000里，渡过24条河流，爬过18座大山（其中5座终年积雪），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，攻占700多座县城，击溃军数百个团。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频繁的行军作战中，员做到了“两前两后”，即冲锋在前，退却在后；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。进攻时，冲在最前面的是员；行军中，负荷最大的也是员；少粮时，把食物送到群众面前的还是员；缺药时，把药品让给其他伤员的仍是员。这种牺牲奉献精神，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最重要条件。

　　在长征中，各党支部对党员的模范作用都有具体要求和具体的检查指导。在组织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时，还适应长征的需要，采取边行军边进行的方法，有时甚至是边战斗边进行。时任团政委的杨成武曾回忆：“在行军纵队中，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。这群人刚散开，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，他们一面跑，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。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，一边开会啊！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，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。”“天黑了，下起倾盆大雨，部队一天未吃饭，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，拄拐杖，嚼生米，喝凉水前进。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，三步一滑，五步一跌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。”

　　在后人熟知的飞夺泸定桥战役中，参加突击队的共22名红军战士，均为员或入党积极分子。冲过泸定桥，幸存下来18人。对幸存的18名勇士的奖励，是每人一套列宁装、一个笔记本、一支钢笔、一个搪瓷碗、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，这是那个时候，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。

　　长征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，红军营以上干部牺牲多达430人，平均年龄不到30岁。等红军长征的队伍到达西北黄土高原时，一年前离开江西的战士仅十中存一。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86000余人，到达陕北后有7000余人。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14000余人，到达陕北后剩11000余人。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80000余人，到达陕北后剩37000余人，西路军远征失败后余14000余人。

　　其间，除了少数叛变革命外，无论是党的负责人还是红军将领，都是不畏牺牲的。无论是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，刘伯坚的《带镣行》，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，还是战场上牺牲的何叔衡、贺昌、邓萍、寻淮洲等35名师以上指挥员，都是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信仰的丰碑。

　　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战役，渡过湘江后，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0000余人锐减至30000余人。湘江边7天的恶战，使红三十四师从8000余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，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，但红三十四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。最终，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，红三十四师全师尽没，师长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俘。士兵抬着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，途中，陈树湘乘敌不备，用手从伤口伸入腹部，抠出肠子，使尽全力，绞断肠子，壮烈牺牲。这个1925年入党，在长沙就与结识的湖南人实践了他“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”的豪迈誓言，时年29岁。

　　1935年1月底，红十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、刘畴西等人在程家湾被俘。方志敏、刘畴西被俘后，蒋介石密令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，尽力劝说方志敏、刘畴西“归诚”。特别是针对黄埔一期毕业、第一次东征在棉湖之役任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的刘畴西，蒋介石命顾祝同一定要设法争取过来。在黄埔时，顾祝同既是刘畴西的教官，又是他的上司，但顾祝同怕自己说不动，又联络来更多的黄埔同学，让他们帮助做工作。于是从皖浙赣交界处的怀玉山到上饶，从上饶到南昌，押解方志敏、刘畴西二人的路上，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，仅顾祝同本人就来了3次，但方志敏、刘畴西二人丝毫不为所动。1935年8月，方志敏、刘畴西被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刑场，英勇就义。

　　晚年的张学良也曾经回忆，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，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，他问自己的将领，谁能在缺衣少食、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，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？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？红军为什么打不散，散了还会回来，主要是、红军信仰他的主义，甚至每一个兵，都信仰他们的主义。

　　今天，很多人都在思考：中国为何总能排除万难走向辉煌？长征缘何走向胜利？是仅仅因为一些领袖式的人物吗？笔者想应该是中国坚定的信仰、不怕万难的革命精神、代表劳苦大众的方向宗旨、敢于牺牲的凌云壮志。

　　另外，中国在长征途中还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。仅从1934年年底到1935年年底，有记载且较为重要的会议就多达24个。特别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，结束了“左”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，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中国革命，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。

　　革命时期的延安，曾经是无数革命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。从1937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，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登记前往延安的就达2288人。从1934年到1945年，共有约80万人冒着连天烽火加入中国。

　　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，“无论条件多么艰苦，战争多么残酷，中国始终坚持抗战、反对投降，坚持团结、反对分裂，以自己的政治主张、模范行动，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，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。”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回忆说：“我被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，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。”

　　精神在延续，“气息”在传承。在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年代，张思德、刘胡兰、董存瑞、杨根思、邱少云、黄继光等英雄，为人的信仰绘就了底色；在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，雷锋、孟泰、王进喜、时传祥、李改云、欧阳海、焦裕禄等无数典型，为人的信仰构筑了精神高地；在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，杨善洲、孔繁森、郑培民、任长霞等党员干部，为人永葆先进、纯洁和公仆本色做了标杆和榜样

　　1959年，48岁的科学家钱学森因为成为一名正式党员而“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”。地质学家李四光在1958年入党的时候，已近古稀之年，但他却说自己“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，生命的新起点刚刚开始”。数学家华罗庚1958年就申请入党，当1979年获得批准时，他在一首词中表达出这样的心声：“横刀哪顾头颅白，跃马紧傍青壮人，不负党员名。”1982年9月，原起义将领陶峙岳以90岁高龄正式加入中国，成为当时年龄最长的新党员，他激动地喊出了“伟哉，追随幸有缘”的心里话

　　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，结束了“文革”以来的错误思想，真正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实践再次证明了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的优越性，确保了党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都能克服自身的不足，并最终走向辉煌。

　　在这个变革的时代，初心常常被遗忘，正如诗人纪伯伦在《先知》中说的：“我们已经走得太远，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。”20世纪90年代，习在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引用的东汉刘祯的诗句：“驰翰未暇食，日昃不知晏。沉迷簿领间，回回自昏乱”，足以让我们体会到总书记的“初心”，这就是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、夙夜在公的精神状态和“计利当计天下利”的责任担当。

　　“有两种东西，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，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：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。”康德所说“头上的星空”和“心中的道德法则”，对员来说，就是“忠诚与信仰”“性质、宗旨和本色”，这既是党员干部的共同初心，也是中国不断走向辉煌的关键所在，更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。（陈建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