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夏，江西抚州市广昌的失守，给中央红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十万红军陷入困境——粮食严重不足，盐巴成为了稀缺的奢侈品，甚至当地的百姓也开始借粮维生。然而，最为棘手的还是那一道道封锁线，时刻威胁着红军的生存。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，红军是否还能顽强抵抗？就在此时，红军决定做出一个震撼所有人的选择——放弃坚守的根据地，开始长征。

　　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抉择，还是别无选择的被逼无奈？长征的背后，究竟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曲折与线年初夏，广昌的天空被密布的阴云覆盖，压抑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。连日不断的暴雨把土地浸得泥泞不堪，脚踩下去几乎会陷入泥潭。这时，中央红军的大本营内，气氛更加沉重，战局愈加严峻。指挥室内，灯火通明，巨大的作战地图摊开在桌子上，周围的指挥官们神色紧张，眼神中写满了焦虑与不安。

　　随着敌人包围圈的逐渐逼近，红军的生存空间愈发狭小。一个令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浮现出来：如果继续坚守，我们能撑到什么时候？蒋介石的军队越来越近，广昌一失守，中央苏区的门户几乎完全暴露。在这时，周恩来坐在一旁，低头轻轻敲打着桌面，眉头深锁。他站起身，指向地图上的几条红线，语气冷静而坚定：“敌人的包围圈已经缩小到我们家门口，若继续固守，红军恐将全军覆没。”

　　四周寂静无声，只有雨点在窗外“啪啪”作响。此时的广昌失守，已不仅是一次单纯的军事失利，它实际上揭示了中央苏区深层的危机。自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役打响以来，围剿的力度逐步加大，红军的损失也越来越沉重。广昌失守的背后，隐藏的是资源的匮乏和的经济封锁。

　　采取了极为严密的封锁措施，彻底切断了苏区与外界的所有联系。从粮食、盐巴到子弹、布匹，几乎每一样物资都被封锁，令中央苏区的生存形势更加严峻。为了应对食物短缺，当地百姓甚至开始依靠野菜维生，盐巴成为了无价之宝，很多战士因无法补充足够的盐分，连基本的体力都难以维持。

　　伍修权曾回忆，当时他的部队驻扎在汀州与连城交界处，这原本是一个宁静的小镇，但因为封锁而变得满目疮痍。镇上的居民几乎所剩无几，留下的人们连温饱都成了问题。红军战士们只能用稻草和树皮熬汤，盐巴成了人们珍藏的奢侈品。曾有红军战士在回忆中提到，广昌失守后，苏区百姓的盐巴几乎全被断绝。“你能想象没有盐的汤吗？连牲口都不愿喝。”同时，红军的衣服只能用染色的白布代替，子弹则需要回收弹壳重新填充。

　　对苏区的封锁无处不在，所有的通道都被严格管控。粮食、盐巴和药品等物资一旦通过边境被发现，运送者可能会遭遇严酷的惩罚，有的甚至被当场处决。到了1934年，苏区的物资几乎已经枯竭，敌人的封锁和战斗的压力使得红军不得不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。

　　除了物资匮乏，苏区的军事指挥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。1933年，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位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，他虽然精通苏联的军事理论，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。他坚持阵地战的策略，忽略了军队的优势兵力和复杂的地理环境，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役中屡屡失利。敌军采用“堡垒推进”战术，一步步蚕食苏区的核心地带，红军不仅无法通过游击战术反击，反而被迫固守阵地，遭遇惨重的伤亡。

　　更糟糕的是，王明的“左”倾路线使得内部矛盾加剧。王明提出的极端阶级斗争理论和对富农的敌视，导致了苏区内部的分裂，百姓失去了对红军的信任，甚至不少人开始逃往白区。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，中央红军最终在1934年10月做出了放弃中央苏区，开始长征的艰难决定。

　　长征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撤退，更是红军在绝境中寻求生存与未来的一次战略转移。面对无法回避的敌人压力和内部的矛盾，红军将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未来。在王明的错误路线和李德的教条主义战术下，红军的力量逐渐被削弱，最终不得不启动这场漫长而艰难的行军。

　　长征的第一站是湘江，几乎成了红军初期最惨烈的战斗之一。红军不仅要应对敌军的追击，还要忍受饥饿、疾病与极度疲劳的折磨。曾在长征途中说道：“长征是一场考验，能走过来的，都是英雄。”这句话道出了红军的坚韧与不屈，也让长征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伟大篇章。

　　广昌失守，这一段历史揭示了中央苏区的艰难与红军的生死抉择。从资源枯竭、军事失利到政策的失误，再到最终战略转移的决策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教训。然而，正如许多战士回忆所说，长征虽然痛苦，却也是希望与新生的象征。今天，我们依然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着力量：真正的英雄不是从不失败，而是从失败中找到了重新崛起的力量。